“比较视野下的二战抵抗运动”国际学术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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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7 00:24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在这场悲惨的人间炼狱中,人类的生命、财产、信仰和道德都遭受打击乃至毁灭。然而,不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各国,人们都展开了争取独立、自由、尊严与平等的抵抗运动,共同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这些不屈不饶的斗争,既反应了人类对于和平、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普遍追求,也体现了不同国家与民族在寻求自身发展道路中的不同抉择。

  10月25-26日,“比较视野下的二战抵抗运动”国际学术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举行。本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全球历史、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Saclay)法国抵抗运动基金会(Fondation de la Résistance (France))法国国防部历史文献处(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France))协办。来自中国、法国、英国、罗马尼亚、意大利、以色列、荷兰、加拿大、美国等9个国家24所科研院所的学者,共同探讨和比较了二战时期欧洲、中国抵抗运动中的斗争形式、组织结构、发展特点、战后道路选择等问题,以了解抵抗运动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不同国家的命运抉择。

  在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系主任瞿骏教授首先向各位与会学者的到来,以及法方协办单位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在之后的致辞中,瞿骏教授指出,二战与二战中抵抗运动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具有全球史和文明史的交流与互鉴作用,此次会议不仅将极大推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与世界史两个优势学科的自身发展,也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法方单位的合作与交流。

  会议的第一位主旨演讲人是上海纽约大学的陈兼教授,演讲题目是“忘却的遗产——二战中的‘抵抗’,反帝国主义,战后世界体系的形成”。陈兼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历史的界定性时刻,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有联系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二战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是对法西斯侵略的“抵抗”作为个人、社区、党派、族群、国家等现象的汇合,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抵抗运动,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行的重要动力。从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失败到“大西洋宣言”的提出,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进入世界政治主流话语,为战后多元化世界体系的催生打开了通路,本应是战后世界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冷战时代,全球范围的非殖民化和去殖民化进程,与同时发生的与资本主义之间何为现代性主流选择的竞争,成为两个主要线索。但冷战结束后,非殖民化陈述却从“自由主义世界体系”的界定中消失了。陈兼教授认为,这是一种被“忘却的遗产”。 “反帝反殖民”未能得到继承与延续,是导致了后冷战时代单边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当代变种——抬头的一个重要原因。

  会议的第二场主旨演讲,是由巴黎萨克雷高师的奥利维尔·维沃尔卡(Olivier Wieviorka)教授带来的“重思法国抵抗运动”。维沃尔卡坦言,“法国抵抗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了70余年,但当下仍然笼罩在传说与各类政治宣传的迷雾之中,难以纳入史学的讨论范畴。因此,他从军事、社会与政治的层面,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颇具挑战性的探讨与评价,试图得出尽可能公允的结论。维沃尔卡认为,在军事层面上,除了在情报方面给予盟军大量帮助,法国抵抗运动的敌后奇袭、游击破坏效果是相当有限的。一方面,这样的作战形式并不适宜欧洲战场;另一方面,这种局限性又反过来制约了盟军对抵抗运动的支持,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在社会层面,抵抗运动也对德国的强征劳力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然而在政治层面上,法国抵抗运动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它不仅成功阻止了傀儡政府的合法化,还稳定了法国国内的政治平衡,防止了法国在战后陷入内战。

  在25日上午会议的尾声阶段,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黄道炫也就抗战时期的中共的贯彻机制发表了演讲。黄道炫从相当宏观的视角,以剖析内核的方式,分析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落实”机制是如何建立的。他认为高强度的控制与贯彻机制,并非中共所独有,而是全世界运动的一个共性。中共强大的执行力并非仅仅源于“政治技术”,还有两个方面值得研究者们关注。首先,是意识形态工作,中国对信仰和忠诚的要求相当严格,也逐渐发展出一套相应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使得“进步”思想的传播远非外人所猜测的那样困难,如此,中共便成功造就了一批真心实意为事业付出的干部队伍,这是“落实”机制的一个强有力的铺垫。第二,在国际运动的影响下,中共内部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政治优先”为原则,从而形成了“全力以赴”和“效率优先”的政治环境,促使普通党员为党的事业付出。在具体机制方面,中共有四个重要制度:支部、检查与会议、中心突击与劳动竞赛、数目字管理。总体而言,革命的体制、技术、理念往往是处于交互影响的混沌状态,而革命的“张力”,恰恰就体现在“效率优先”与“形式主义”的徘徊之中。

  10月25日下午,会议在黄道炫的主持下,开展了第一单元“军队动员、建设与技术”的发言与讨论。

  第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讲师雅科夫·法勒克夫(Yaacov Falkov),其研究聚焦于1941-1945年间的苏联游击战运动。在回溯苏联游击战争的探索历程后,他在发言中指出,尽管苏联游击队规模庞大,在二战前有雄厚的游击战基础,但其发展缓慢,苏联游击队在扩张、破坏,和向红军提供正确、完整和及时的敌军情报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游击队的经验不足、资源和人力不足,而且政治方面并未获得足够信任。苏联游击队的成就主要在于维持和恢复在德国控制下的苏联公民中的影响力,同时向苏联领导层和情报界全面描述德国占领区的实际情况。

  来自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的李瑞峰博士以中国陕西省东南部的榆社县为例,探究“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与参军动员”,即中日战争背景下,中国是如何在当地鼓动群众参军的。他首先介绍了太行根据地的参军情况,接着描述了根据地参军动员方法,并且借助当地档案,归纳总结农民参军方式与参军动机。他认为,1942年中国通过群众运动,明显提高了农民参加军队的积极性。尽管在参军动员中仍存在着干部工作方式粗暴的不良行为,以及农业劳动力短缺及干群恐军的问题,但民众已日益信任中共武装并积极投身抗日斗争,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来自法国国防部历史文献处的博士后克莱尔·米欧(Claire Miot)以“德国投降和战争结束后:新法国军队的诞生?”为题做了学术报告。她首先介绍了战败后的法国军事情况——法国维希军队、自由法国军队以及城市中作战的游击军队,力图探讨法国各支军队的自我定位和认知。克莱尔·米欧同时强调常规军、游击队在作战方式和作战目标中的相同与不同。最后,她将目光转向非常规军在战后的遣散,她认为遣散的原因非常复杂,除了政治原因,也提出了冷战因素的作用,并提到戴高乐政府对待非常规军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转变。

  中共中央党校齐小林副教授将关注点投入军事活动中的信息传递,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军队无线通信网的建构、运用与管理”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抗战初期中共无线通信网扩张速度非常快,但同时面临着安全和效率考验,表现出来即为容易被监听和无法及时传递信息。为此,中共进行了管理方面的调整,要求遵守基本制度,并调整了通信系统。通过技术、政治和人的讨论,可以看出,中共一是以政治工作保证技术工作,二是通过审查和定级别,三是提升技术水平,以此面对安全效率困境。

  发言结束后,与会同仁就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讨论。雅科夫·法勒克夫先生就报告中所提及在苏越南人、在苏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做了详细解答,并进一步解说了苏联游击队在搜集和传递情报中的方式方法。就军事研究的方法而言,来自意大利的拉班卡教授提出,先行研究常常因游击队员的表现和作用和常规军不同、行为方式不同而将其分割看待,他认为研究中应该将二者结合而非割裂。与会学者就游击战争的政治、军事两个维度、常规军和非常规军的领导组织结构、游击队搜集和传递情报的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议第二单元的发言和讨论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胡舶的主持下,就“盟友援助和国际合作”展开。

  来自法国抵抗运动基金会的拉斐尔乐·巴鲁(Raphaële Balu)研究员,以“英美对法国游击队的触探(1943-1944):重塑传统战略”为题,发表看法。她注重考析二战期间法国游击队“马基”抵抗组织的活动,尤其是该组织逐步融入英美战争规划的过程。法国国内有一种说法,英美根本就没有在意过“马基”组织,而她通过爬梳英、美、法三国的档案文献,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盟国与“马基”的合作应上溯至英美两国情报机构着手联络抵抗运动的1943年初,盟军早在1943年便搜集了关于“马基”的大量情报,并着手将后者纳入总体战略。

  宋海群博士来自陕西师范大学,他的报告题目为“爱德华·贝奈斯与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承认——以英国外交档案为中心的考察”。他利用英国外交档案中英-捷关系资料及二战时期贝纳斯与英美苏大国领导人间的书信与电报集,力图对该问题做更进一步的探究。通过分析贝纳斯要求承认的提出与民族委员会的成立、要求承认的过程以及捷被英承认后的影响。他认为英国对捷的承认鼓舞了国内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志,推动了抵抗运动的发展,有助于恢复、巩固甚至扩大贝奈斯的威望。捷克斯洛伐克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但相关领导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定程度上能为自身争取到较为理想的结局。

  来自牛津大学的罗德里克·贝利(Christopher Roderick Bailey)研究员,就“英国特别行动署和对欧洲抵抗运动的援助”和与会同仁进行了交流。罗德里克·贝利先生主要就英国特别行动署在欧洲活动的性质和影响进行了探讨,从性质而言,英国特别行动署是盟军在欧洲敌占区从事破坏和煽动颠覆活动的主要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破坏和推动抵抗运动,还参与保护对同盟国至关重要的情报和其他资源。他认为,英国特别行动署战时行动所产生的确切影响是无法精确估量的,但这值得研究者更多地研究和关注,德国和意大利的档案材料具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同时强调要更全面地了解英国特别行动署活动的有效性,还必须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困难的严重性和范围。

  接着,来自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泽宇教授就“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欧洲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与援助”发表观点。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创建了国际情报部,其主要职责是领导欧洲各国的反法西斯抵抗斗争,具体包括支援东欧各国的游击战、在各国战俘中开展工作、通过报纸和广播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在德占区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等等。他将国际情报部的工作特点归纳为:前少后多(卫国战争前期援助少,后期增多)、重东轻西(相比之下,重视援助东欧)、厚此薄彼(对东欧各国抵抗运动力度不一)、一枝独秀(对德国抵抗运动十分重视)。张泽宇教授认为,国际情报部对欧洲的抵抗运动尤其是东欧各国领导的游击战给予大量援助,反法西斯宣传的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为最后战胜纳粹德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蒋清宏发表了题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对美五亿美元借款问题述略”的报告。蒋清宏主要利用了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蒋介石日记》、《王世杰日记》以及美国外交文件等解密史料,力图对这一问题做史实略述。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对美五亿美元借款对缓解战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次借款活动,深受美日谈判、珍珠港事件、反侵略国家同盟的影响,数次搁置和重启,并最终获得成功,可以认为是蒋介石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成功外交案例。最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及时因应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同盟关系,把五亿美元借款的商业借款模式转化为同盟国之间的政治借款模式,因此肯定蒋介石所主导的对美五亿美元大宗借款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意义上的成功。

  接下来,来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研究员陈默以“走向持久战:一九四一年国民政府对于苏德战争的观察和研判”为题发表看法。他认为,1941年的几个月间,从“闪电战还是持久战”、“战争长期化”的讨论到基辅陷落带来的失望及莫斯科逆转后重拾信心,国民政府对于苏德战争的观察和研判,体现出了其在军事素养、战略判断上的水准,而这多得益于长期抗战的经验和辩证的思维方式。陈默强调,并不是国民政府内部的所有人对苏德战局的看法都是如此。可以确定,在未能留下记录的历史中,数量不少的人存在着别样的观点。因此历史中类似的失语者的观点值得注意,对后者的研究能反映更加丰富的历史面相。

  马吟婷博士来自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院,她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举步维艰: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发展及其与重庆政府的军事情报合作(1941-1944)”的报告。她主要运用中法外交部、国防部等国家政府部门的官方档案,梳理了“自由法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组建过程及其主要活动,分析代表团与重庆国民政府合作过程中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她认为自1942年驻华军事代表团成立以来,不仅实现了“法国远东情报局”的重建,而且成功地与印支当地法国抵抗运动情报网建立了联系,代表团与中方的情报合作颇有进展。然而,由于“自由法国”政治地位迟迟未能得到当局的正式承认,驻华军事代表团难以受到中方足够的重视,加之“自由法国”内部戴高乐派与吉罗派的斗争,以及美英对双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仅军事代表团在华发展陷入困境,同时重庆政府与代表团的军事情报合作也难以持久、深入地发展。

  报告后,与会同仁就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张泽宇就“为何苏联对东欧国家援助有所区别”做了详细解答,他认为一方面取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紧密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的难以度。针对外国同仁所提出,蒋介石的信息来源与决策依据的问题,陈默就蒋介石如何获得信息和如何决策做了详尽回答,提出了蒋介石辨别信息中所依靠的信任度问题。马吟婷就中国政府与法国合作的重要性进行解答,她认为,中国政府首先需要赢得战争,然后才是遏制的势力,在这一时期,相比美英苏三大国,法国对于政府的重要性并不突出,这也是为何中法军事合作最后走向失败。李瑞峰根据自己阅读报刊和官方档案的经历,补充说明了苏联占领东欧时中国的态度问题,他对张泽宇的观点持肯定态度,认为报刊反应了中共当时关注世界形势的态度,并对苏联行为持正面态度,包括占领东欧这一问题。

  10月26日上午的会议,以“抗战中的普通民众”与“抵抗组织政策与机制”为主题展开,主持人是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马军研究员,以及意大利锡耶纳大学的尼古拉·拉班卡(Nicola Labanca)教授。

  上半场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唐小兵副教授。他以抗战时期的文人及媒体人的活动为切入点,对当时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工作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以大公报和申报为活动阵地,阐释了各自的主张。其中,一批拥有欧洲留学背景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利用民族主义重塑中国,强调国家的独立性,他们当中还有人以承认国民政府的正当性为前提,对当局执政者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也曾就抗战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形式独裁,但首领应具有一定的号召性、了解现代国家的运行机制,并能够带领群众斗争。另外一批人,以曾经留日的文学人士为主,后来成为了职业的革命家,他们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批判,解构其抗日运动的虚假性。最后,唐小兵指出,当时的媒体人,连同其背后的两大报纸,在抵抗意识、国家意识的平民化传播,以及促进抵抗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接着,安徽大学讲师曹曦进行了发言。她以“坚守与传承——论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民众的教育反抗”为题,阐述了台湾在1937-1945年间民众对殖民统治的抵抗运动。曹曦指出,台湾民众先后以抵制日语教育、争取义务教育、私下传播中华文化等手段,对皇民化措施进行了反抗,这些自发的行为,具有“隐蔽与公开相结合、承前启后的特点”。最终,民众的抵抗运动,客观上保障了中华文明在台湾的存续与传播,标志着日本在殖民地“皇民化”运动的失败。

  上海社科院的副研究员江文君则另辟蹊径,以居于合作与抵抗中间地带的民众的生活为切入点,利用1937-1941年间工部局工业社会处的统计数据,对抗战时期上海中产阶级生活状况进行了考察。他援引大量的图表、数据,例如战时上海家庭的构成、住房、食物消费、家庭收入,进行了定量分析,一改一般意义上“沦陷区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民生凋敝、产业衰落”的刻板印象,上海在这一孤岛时期,形成了一种畸形繁荣的社会生活图景。同时,他还呼吁学界,应关注抵抗与通敌的中间地带,因为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既不通敌也不抵抗,“坚守”才是日常生活应有的样貌。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瓦莱利·迪肯(Valerie Deacon)以“盟国飞行员与法国的市民抵抗运动”为题,进行了生动有趣的演讲。5000名英国飞行员降落在法国后,试图通过法西边境回到祖国,先后有两万名普通的法国民众,他们躲避德国部队的追击,在明知救助同盟国部队有可能面临处罚的情况下,这些法国老百姓还是为英国的飞行员提供了食物、衣服以及避难所。瓦莱利·迪肯在结论中指出,战争研究不应只关注政治与军事,人道主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上半场会议结束后,马军总结表示:目前史学界对战争的研究,已超越了歌颂英雄主义的阶段,宏大的叙事已经成为了过去时,进而转向对微观个体的研究,更加关注“小人物”与“大事件”碰撞所产生的火花,从各位发言人精彩的报告内容来看,中国学术界对二战的研究,已逐步与世界接轨,且独具特色。

  下半场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布莱顿大学的高级讲师尤金·米歇尔(Eugene Michail),其演讲主题为“二战时期希腊抵抗运动的激进政治想象”。米歇尔选取1941-1944年为时间段,阐明了社会主义思潮在希腊社会的传播。他指出,在战争期间以激进思想为指导的希腊的民族解放阵线与民族解放军一度成为最具吸引力、最富有前瞻性的政治力量,其追随者也与日俱增,但这一组织在战后反而销声匿迹甚至被逐渐遗忘。究其原因,是因为希腊各个政治派别将各类政治思想加以改造和利用,以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最后,这种政治思想的碰撞和冲突,也是造成希腊内战的原因之一,内战也可以被看作是其抵抗运动的延续。

  来自黄山学院的吴云峰副教授报告主题为“‘反隐瞒’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公粮动员”,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特色。吴云峰开门见山地指出,传统的研究视角基本集中在征粮的频率和税率、政府和居民的关系上,对于被征收者心理的研究十分不足。抗日本居地建立后,根据地公粮动员的过程中,出现了虚报亩数、征收工作徇私舞弊、农民交粮困难、多面负担、负担不均等问题。为解决上述困难,根据地政权深入调查填补产量,并向农民进行征收意义方面的宣传,肃清了违纪干部,斗争落后分子。最后,吴云峰总结道:发扬民主、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仅解决了缴纳公粮、抗战、民众负担之间的平衡问题,也是中国在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过程中形成的一条宝贵经验。

  罗马尼亚社会科学院的克里斯蒂娜·迪亚克(Cristina Diac)教授,则从同年时期与中国渊源的小故事讲起,拉近了国内外学者之间的距离。她指出,罗马尼亚的抵抗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罗马尼亚人却广泛参与到了全球各地的抵抗运动中,当时在华工作的罗籍医生的经历就是明证。同时她还强调,1941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后,罗马尼亚人转向支持苏联,并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抗战过程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尼亚传统上强调自治,战前并未形成统一的政府,且依赖农业立国,国力较弱,在客观上也不能够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因而可以将其定义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6日上午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叶铭副教授。他指出,“敌军工作”是中共领导人民武装中的重要一环,为瓦解敌军、争取中立力量、壮大我方军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中共领导的对日军工作领域,鲜有对伪军工作研究的例子。叶铭强调,虽然这一事件不为人知,但新四军苏中区,通过对敌人的争取,最终使靖江伪警察局长反正,是中国领导敌后游击战争、进行敌军工作的成功范例,也是从新的视角解读“抵抗运动”这一主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最后,尼古拉·拉班卡教授对下半场会议进行了简短的评述。他说道:对于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的评述,应从历史的具体的角度出发,避免陷入二元论的泥沼;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为学界的研究工作揭示出一条清晰脉络,即,战争研究的侧重点,已逐渐由军事转向了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尤其是各类组织、政府决策,以及它们的运行机制与抵抗运动的关系,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10月26日下午的会议,以“战犯惩治、战后革命与历史记忆”为主题展开,主持人兼评论人是来自法国巴黎-萨克雷高等师范学院的奥利维尔·维沃尔卡教授。

  上半场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萍研究员。刘萍介绍了战后处置战犯的“宽而不纵”政策,并阐述了她对此政策的理解。战后对于如何处置战犯、要从宽还是从严处置战犯以及处置战犯的相关法律这些问题都是有着谨慎的思考的。蒋介石主张要对日本战犯坚决予以惩处,他积极参与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审判日本战犯的筹备工作,还成立了专职的调查组织。而后,蒋介石又表示对普通战犯应予以宽大,甚至不予追究。刘萍指出,蒋介石“宽而不纵”政策并不是“以德报怨”,蒋介石虽对普通战犯不追究,但仍着重追究犯有重大战争罪的主要战犯。而且这也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考量,同时也是受困于财力、交通工具的限制。将战犯审判的不彻底性简单归结于蒋介石提出的“以德报怨”理念或政策,难免掩盖问题的复杂性。

  接着,法国抵抗运动基金会的主任法布里斯·格勒纳尔(Fabrice Grenard),以利穆赞游击队为例,对法国马基游击队加以探讨。法国学界对游击队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马基借清剿敌人之机,迫害其政治对手。格勒纳尔举了利穆赞游击队的例子:利穆赞游击队的大多数处决都是合法的,它是反抗占领者战争的一部分。解放前,利穆赞游击队虽然有些暴力,但依然是克制的。而解放时期,利穆赞游击队制定的政策是为了让社会井然有序,而不是为革命做准备。由此格勒纳尔指出,法国游击队马基的活动是为了驱逐入侵者,而不是为了进行革命。

  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乌德勒支大学合建战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所的伊思密·塔姆斯(Ismee Tames)教授则另辟蹊径,从“边缘性概念”的角度,来探讨抵抗运动的改造经验。她指出边缘性经验的挖掘和认识,对学者更好地研究战争史和迫害史有很大帮助,尤其对研究历史人物的个体经历有益。她列举了一个荷兰抵抗组织的例子,16世纪荷兰经历了抵抗西班牙的战争,这造成了二战时,荷兰这个抵抗组织依旧臆想着他们对抗的是16世纪的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这给他们造成了政策性失误。而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德国判处死刑,他们没想到死刑会重回荷兰。另外抵抗运动中,也会有一些人流落世界各地,后来被捕了,再被释放,甚至最终为德国人工作。所以伊思密·塔姆斯教授认为边缘性概念有助于理解什么是抵抗以及抵抗人员的流转。

  此后来自意大利锡耶纳大学的尼古拉·拉班卡(Nicola Labanca)教授讲述了战后意大利的抵抗运动烙印。他首先指出意大利的抵抗运动是反法西斯秘密斗争的产物,它是广泛的政治联盟,不受单一政府的领导,不同政治成分领导不同形式的抵抗运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意大利最终获得了政治自由,但各方开始了日益激烈的政治倾轧。抵抗运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绝大多数政党,意大利由此获得政治合法性和参政地位。抵抗运动还最终改变了意大利这个国家。1948年,意大利政界就反法西斯问题达成一致,出台了1948年宪法。可以说,没有抵抗运动,就没有1948年宪法。

  而来自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马丁·伊万斯(Martin John Evans)教授则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角度,讲述了抵抗运动与阿尔及利亚战争。伊万斯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切入点,介绍了抵抗运动与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父权主义的关系。她提及,抵抗运动中有阿尔及利亚女性伪装成法国士兵参与其中。最后,他还介绍了抵抗运动中阿尔及利亚的地位,以及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军队的关系。

  上半场的活动中,各位学者就战犯惩治、战后革命与历史记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学者们既有讨论对战犯的惩治,也有讨论战争对国家和个体记忆的影响。这些观点都对抵抗运动的研究多有裨益。

  随后,会议开启了第四场主旨演讲,演讲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终身教授沈志华,他演讲的主题是“抵抗运动、战后安排与冷战起源”。沈志华指出,抵抗法西斯时,美苏的利益是一致。只是在关于未来世界规划的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但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美苏各自对战后世界安排的理念和打算不同。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就是为了要减轻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后来引起苏联与西方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是东欧问题。雅尔塔会议接受了苏联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抨击苏联的东欧政策。而后双方误解不断加深,凯南的长电报充满了对苏联的误解。其实苏联想要的是维护雅尔塔体系,而不是破坏它,随后斯大林在伊朗问题和土耳其问题上的举措更加深了美国的误解,这些都导致了马歇尔计划的出台。美国担忧国际社会的指责,邀请苏联加入该计划。但苏联出于畏惧,拒绝加入,并重新建立起国际组织,即情报局。

  最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高嘉懿的主持下,与会人员就抵抗运动的概念及抵抗运动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展开圆桌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马军研究员指出,“抵抗”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系,还是有争议的,比如先前的一些南斯拉夫学者不认同“抵抗”一词。南斯拉夫学者认为这是国家解放运动,不过抵抗是针对轴心国集团的,对抗盟国不能称之为抵抗运动,这是没有争议的。来自法国抵抗运动基金会的拉斐尔乐·巴鲁研究员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抵抗”这个词进行解读,有许多类型的抵抗运动,比如法国右翼的抵抗运动。而抵抗运动想要建立的是更民主化、民族化的国家。伊思密·塔姆斯教授再次强调了抵抗运动的跨国作用,抵抗运动者流转到不同国家,促进了不同国家的交流。

  在本次国际学术会议即将结束时,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的沈志华教授对此次会议进行了总结。沈志华指出,以往中国对二战史的研究比较偏向中国自身抗日战争的问题。此次会议是中外学者共坐一堂探讨二战史问题的良好契机。但遗憾的是大家缺少问题的交锋,若有问题的交锋,会议讨论将更加富有成效。

  至此,“比较视野下的二战抵抗运动”国际学术会议落下帷幕,此次国际交流会议堪称二战史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和大胆尝试。受邀学者们纵然语言不尽相通,术业专攻也有所不同,然而通过两天的会议,他们不仅在史实层面获得了新知,更是在方法上开诚布公,分享心得。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成为一个契机,引领未来的二战史研究由当下的民族记忆走向共同书写的人类历史。